這是柳永困居東京汴梁時為青樓名妓蟲娘所作的一首詞，用以表白自己對蟲娘的真摯情意，并且向蟲娘許下莊重的諾言。雖然柳永踏入仕途后，由于種種客觀原因終未實踐這一諾言，但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能在作品中如此大膽示愛求偶已屬難能可貴了。

 

從這首詞可以看出，柳永是抱著一腔真摯的感情，把一位封建社會底層中被侮辱、被損害的歌妓蟲娘當成了自己真誠愛慕的對象。蟲娘是他落魄無聊的情形下與他相愛的，所以柳永決心一舉成名后定來報答她的深情。整首詞委婉曲折，真實地再現了柳永當時的心路歷程。

 

1299.西江月·堂上謀臣尊俎 (辛棄疾)

堂上謀臣尊俎，邊頭將士干戈。天時地利與人和，“燕可伐歟？”曰：“可”。

 

今日樓臺鼎鼐，明年帶礪山河。大家齊唱《大風歌》，不日四方來賀。(版本一)

 

堂上謀臣帷幄，邊頭猛將干戈。天時地利與人和。燕可伐與曰可。

 

此日樓臺鼎鼐，他時劍履山河。都人齊和《大風歌》。管領群臣來賀。(版本二)

 

公元1204年（宋寧宗嘉泰四年）韓侂胄定議伐金，其用心是為建功固寵。當時南宋國用未足，軍備松弛，人心未集，不久韓侂胄就揮師北上，結果大敗而歸。故這次北伐本身意義不大，但在主和派長期把持朝政，抗戰派軍民長期受壓制之后，還是確實起到了振奮民心的作用，因此，受到朝中抗戰派人士和全國軍民的響應。劉過的這首詞即是當年為祝賀韓侂胄生日而寫的，詞中表達了愛國軍民企盼北伐勝利的共同心聲。

 

這種風格的形成，是和以下幾種語言材料的使用分不開的：一、口語和熟語，如“大家齊唱”、“四方來賀”、“謀臣尊俎”、“將士干戈”；二、散文成句，如“天時地利與人和”、“‘燕可伐歟？’曰：‘可’”；三、常用典故，如所用《孟子》兩則與《史記》兩則。這些詞語由于為人們所耳熟能詳，因而讀來親切明快，一氣呵成。

 

1300.賀新郎·甚矣吾衰矣 (辛棄疾)

邑中園亭，仆皆為賦此詞。一日，獨坐停云，水聲山色，競來相娛。意溪山欲援例者，遂作數語，庶幾仿佛淵明思親友之意云。

 

甚矣吾衰矣。悵平生、交游零落，只今馀幾！白發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間萬事。問何物、能令公喜？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情與貌，略相似。

 

一尊搔首東窗里。想淵明《停云》詩就，此時風味。江左沉酣求名者，豈識濁醪妙理。回首叫、云飛風起。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正如此詞自注所述，辛棄疾的這首《賀新郎》詞，乃是仿陶淵明《停云》“思親友”之意而作，抒寫了作者罷職閑居時的寂寞與苦悶的心情。據鄧廣銘《稼軒詞編年箋注》考證，此詞約作于宋寧宗慶元四年（1198）左右。此時辛棄疾被投閑置散又已四年。他在信州鉛山（今屬江西）東期思渡瓢泉旁筑了新居，其中有“停云堂”，即取陶淵明《停云》詩意。

 

辛棄疾的詞，愛用典故，在宋詞中別具一格。這首詞的上片一開頭“甚矣吾衰矣。悵平生交游零落，只今馀幾！”即引用了《論語》中的典故。《論語·述而篇》記孔子說：“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如果說，孔子慨嘆的是其道不行；那么辛棄疾引用它，就有慨嘆政治理想無法實現之意。辛棄疾寫此詞時已五十九歲，又謫居多年，故交零落，因此發出這樣的慨嘆也是很自然的。這里“只今馀幾”與結句“知我者，二三子”首尾銜接，用以強調“零落”二字。接著“白發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間萬事。問何物能令公喜？”數語，又連用李白《秋浦歌》“白發三千丈”和《世說新語·寵禮篇》記郗超、王恂“能令公（指晉大司馬桓溫）喜”等典故，敘自己徒傷老大而一事無成，又找不到稱心朋友，寫出了世態關系與自己此時的落寞。“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兩句，是全篇警策。詞人因無物（實指無人）可喜，只好將深情傾注于自然，不僅覺得青山“嫵媚”，而且覺得似乎青山也以詞人為“嫵媚”了。這與李白《敬亭獨坐》“相看兩不厭”是同一藝術手法。這種手法，先把審美主體的感情楔入客體，然后借染有主體感情色彩的客體形象來揭示審美主體的內在感情。這樣，便大大加強了作品里的主體意識，易于感染讀者。以下“情與貌，略相似。”兩句，情，指詞人之情；貌，指青山之貌。二者有許多相似之處，如崇高、安寧和富有青春活力等。作者在這里將自己的情與青山相比，委婉地表達了自己寧愿落寞，決不與奸人同流合污的高潔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