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不要錢，不怕死”

明清京官之苦，時人皆知。作為七品京官的曾國藩年俸僅為45兩，外加作為津貼的“恩俸”和“祿米”也不過135兩。而后來的張之洞曾給京官算過賬：“計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須一金，歲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強自給。”彌補這樣大的收支赤字只有兩法：一是收受外官的饋贈，二是借貸。外官收入豐厚，為了構建關系網，每次進京，都要給熟悉的京官們送禮，名為“冰敬”、“炭敬”、“別敬”(意為夏冬買冰買炭等費用)。這筆饋贈，少則數十兩，多則數百兩。但是曾國藩很少利用手中權力為人辦事，所以這種饋送次數很少，于是借債就成為他經濟來源的主要部分。因為人品好，曾國藩借錢比較容易。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底，曾國藩已累計借銀400兩。這一時期，他在家書中多次出現“借”“欠”“窘”的字樣，艱難形狀，躍然紙上。

咸豐二年(1852)曾國藩墨绖(dié，指服孝)從戎，創建湘軍，從此開始了11年鎮壓太平軍的戎馬生涯。晚清軍隊是腐敗最烈的所在。吃空額、扣兵餉、出售兵缺，以及在軍營中設賭收費都是軍官們最普遍的營私方式。即使清廉之員，也可以憑“截曠”和“扣建”致富。國家統計的軍餉，是足員足月的全額。但一年當中，軍隊常有兵員死亡、退伍或者被淘汰，以新兵補充。新舊兵員不可能當天銜接，這中間會有空缺。空缺時的餉銀就節省下來，叫做“截曠”。國家計餉，都按每月30天算，農歷小月只有29天，省下的一天軍餉扣下來，叫做“扣建”。這兩筆銀子本應上繳國庫，但實際上誰都沒有繳。日積月累，為數甚巨。比如李鴻章帶淮軍幾十年，截曠和扣建積累巨大。他把其中一部分銀子存在直隸藩庫中，作為自己的“小金庫”，死后還存有800萬兩。

但曾國藩的宦囊并沒有因此而豐富。初出山之時，曾國藩表示：“不要錢，不怕死。”統兵之后，可以支配的金錢雖多，但他為“風示僚屬”和“仰答圣主”，把自己的部分收入捐給了戰區災民，寄回家的錢反而比以前少了。

曾國藩立定主意不多往家寄錢，不僅因為要保持清廉之節，還因為他認定從小經過生活磨煉的人更容易成大器。“若沾染富貴習氣，則難望有成”。他在家信中說：“吾不欲多寄銀物至家，總恐老輩失之奢，后輩失之驕，未有錢多而子弟不驕者也。”

雖然官至極品，但曾國藩晚年生活仍然保持儉樸習慣。薛福成擬的《代李伯相擬陳督臣忠勛事實疏》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其(曾國藩)本身清儉，一如寒素。官中廉俸，盡舉以充官中之用，未嘗置屋一廛(chán，平民住所)，增田一區。疏食菲衣，自甘淡泊，每食不得過四簋(guǐ，古代食具)。男女婚嫁，不得過二百金，垂為家訓。有唐楊綰(wǎn)宋李沆(hàng)之遺風(楊、李二人分別為唐宋名臣)。而鄰軍困窮，災民饑饉，與夫地方應辦之事，則不惜以祿俸之盈余，助公用之不給。”

這段敘述，應該說并沒有過分夸張。曾國藩愛穿著家人為其紡織的土布衣服，不愛著綢帛。曾國藩升任總督后，其鞋襪仍由夫人及兒媳、女兒制作。當時每晚南京城兩江總督府內，曾國藩夜閱公事，全家女眷都在麻油燈下紡紗績麻。通常他每頓飯只有一個菜，“絕不多設”。

同治十一年，曾國藩在兩江總督官署去世，終年61歲。他生前曾留下遺囑，喪事概不收禮。但曾國荃建議曾紀澤不要遵守此項遺囑，因為，一品大員的喪事，“實非巨萬可以了”，關系密切者，“似可以酌受”。但曾紀澤拒絕了此項建議。曾國藩自以為生前給自己留下的養老錢“極豐裕”，然而辦完喪事后，已經所剩無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