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心靈走近蒲松齡-精品美文天天讀
用心靈走近蒲松齡-精品美文天天讀
一個人沿嶗山古徑攀援,直至嶗頂。在這與天穹比鄰的天界,擇石坐定。那蒼海波濤,翩飛鷗鳥,盡收眼底;那陣陣經聲,繚繞煙霧,也隨罡同一起遁入云端。一個人的世界,最易浮想。想到自己離開生我的這片海邊熱土已近三十余載了,而這些年來,我苦苦求索的精神之旅中,每每徘徊不定時,冥冥中不時有一面容清癯的老者與我直面,讓我汗顏。我知道,他就是清代偉大的布衣作家蒲松齡。
我似一顆蒲公英的種子,從海邊起飛,降落在魯中的孝婦洞畔,一呆就是三十余年。一旦在這兒扎下•了根,就再也不想挪窩起飛了。在淄博,我經常以地主的身份帶領外地客人去蒲家莊蒲松齡故居訪問。歲月不居,前塵如海。蒲松齡既平凡近人又崇峻曠遠的形象,便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靈深處。記不清去蒲家莊多少次,但給我印象刻骨銘心的還是我一人前往的第一次。
第一次去拜謁蒲松齡先生正是“文革”動亂年代,當我聽說蒲松齡的墓槨被挖開了時,我的心震顫了,便乘公共汽車到洪山,再沿鄉間泥路磕磕絆絆地去了蒲氏墓園。那時墓園沒有圍墻,老遠就能見到幾叢高大的古柏下新挖的黃土堆積如丘。走近了,看清墓穴洞開著,只見些許朽木、碎骨、發絲,墓地周遭紙灰飄零,據附近一老者言,這是墓中一部書的殘跡。這是一部從未面世的書,是作者臨終前叮囑家人務必與其合葬的一部書。
果真如此,這太可悲了。日后若以現代高科技攝像技術,必將全真跡大白于天下。先生《聊齋志異》成書后,王漁洋1688年題寫了那首著名的《戲書蒲生<聊齋志異>卷后》的絕句:“姑妄言之姑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時。”這一年,蒲松齡48歲,離他駕鶴西去,還有27年的人生旅程,作為一生勤奮筆耕的蒲留仙,決不會坐等時光,我想墳前這部“飛天”之作,很可能就是他繼《聊齋志異》之后,又一部力作。我想,在寫作上,或許會丟掉他慣用的狐鬼花妖的表現形式,而選擇直抒胸臆的筆觸,既然要去另一世界閱讀,就不必再諱避文字獄的加害了。
上述王漁洋“戲書”的絕句,肯定了《聊齋志異》源于民間生活的現實意義和藝術價值,卻忽略了作者創作此書的“孤憤”襟懷。蒲松齡在《次韻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見贈》言道:“《志異》書成共笑之,布袍蕭索鬢如絲。十年頗得黃州意,冷雨寒燈夜話時。”這就讓我們真真切切地看清楚寒夜燈下,一個受難的知識分子,面對自己靈魂的拷問和鞭笞。這與《聊齋志異》所言:“集腋為裘,妄續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托如此,亦足悲矣!”正說明作者是有所寄托的,而并非僅為“姑妄言之”。
“文革”期間,蒲松齡故居的大門被一把銹鎖將其與外邊瘋狂的喧囂隔開。當我被留守故居的蒲玉水老人從一個便門帶進院內時,頓覺寂靜異常,滿院荒草離離,墻壁、屋宇都露出些破敗的樣子。蒲松齡居住過的正房那紙糊著的窗欞,被風當作口哨不時吹響,幾只麻雀從窗欞間飛進飛出,我們步入屋內,見幾樣破舊物件隨便地堆在地上,正面懸掛“聊齋”匾額的背后,已被一對麻雀夫婦選作生兒育女的暖巢,破敗至此,令人不免心寒。但當我聽到蒲玉水介紹說,蒲松齡墓穴中出土的印章、燈臺、酒盅等什物,還都保存完好時,我不僅感到這個死后不得安寧的靈魂,日后必將還有重修墓園之日。我相信:泯滅的是肉體,而不死的是靈魂。
一個人沿嶗山古徑攀援,直至嶗頂。在這與天穹比鄰的天界,擇石坐定。那蒼海波濤,翩飛鷗鳥,盡收眼底;那陣陣經聲,繚繞煙霧,也隨罡同一起遁入云端。一個人的世界,最易浮想。想到自己離開生我的這片海邊熱土已近三十余載了,而這些年來,我苦苦求索的精神之旅中,每每徘徊不定時,冥冥中不時有一面容清癯的老者與我直面,讓我汗顏。我知道,他就是清代偉大的布衣作家蒲松齡。
我似一顆蒲公英的種子,從海邊起飛,降落在魯中的孝婦洞畔,一呆就是三十余年。一旦在這兒扎下•了根,就再也不想挪窩起飛了。在淄博,我經常以地主的身份帶領外地客人去蒲家莊蒲松齡故居訪問。歲月不居,前塵如海。蒲松齡既平凡近人又崇峻曠遠的形象,便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靈深處。記不清去蒲家莊多少次,但給我印象刻骨銘心的還是我一人前往的第一次。
第一次去拜謁蒲松齡先生正是“文革”動亂年代,當我聽說蒲松齡的墓槨被挖開了時,我的心震顫了,便乘公共汽車到洪山,再沿鄉間泥路磕磕絆絆地去了蒲氏墓園。那時墓園沒有圍墻,老遠就能見到幾叢高大的古柏下新挖的黃土堆積如丘。走近了,看清墓穴洞開著,只見些許朽木、碎骨、發絲,墓地周遭紙灰飄零,據附近一老者言,這是墓中一部書的殘跡。這是一部從未面世的書,是作者臨終前叮囑家人務必與其合葬的一部書。
果真如此,這太可悲了。日后若以現代高科技攝像技術,必將全真跡大白于天下。先生《聊齋志異》成書后,王漁洋1688年題寫了那首著名的《戲書蒲生<聊齋志異>卷后》的絕句:“姑妄言之姑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時。”這一年,蒲松齡48歲,離他駕鶴西去,還有27年的人生旅程,作為一生勤奮筆耕的蒲留仙,決不會坐等時光,我想墳前這部“飛天”之作,很可能就是他繼《聊齋志異》之后,又一部力作。我想,在寫作上,或許會丟掉他慣用的狐鬼花妖的表現形式,而選擇直抒胸臆的筆觸,既然要去另一世界閱讀,就不必再諱避文字獄的加害了。
上述王漁洋“戲書”的絕句,肯定了《聊齋志異》源于民間生活的現實意義和藝術價值,卻忽略了作者創作此書的“孤憤”襟懷。蒲松齡在《次韻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見贈》言道:“《志異》書成共笑之,布袍蕭索鬢如絲。十年頗得黃州意,冷雨寒燈夜話時。”這就讓我們真真切切地看清楚寒夜燈下,一個受難的知識分子,面對自己靈魂的拷問和鞭笞。這與《聊齋志異》所言:“集腋為裘,妄續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托如此,亦足悲矣!”正說明作者是有所寄托的,而并非僅為“姑妄言之”。
“文革”期間,蒲松齡故居的大門被一把銹鎖將其與外邊瘋狂的喧囂隔開。當我被留守故居的蒲玉水老人從一個便門帶進院內時,頓覺寂靜異常,滿院荒草離離,墻壁、屋宇都露出些破敗的樣子。蒲松齡居住過的正房那紙糊著的窗欞,被風當作口哨不時吹響,幾只麻雀從窗欞間飛進飛出,我們步入屋內,見幾樣破舊物件隨便地堆在地上,正面懸掛“聊齋”匾額的背后,已被一對麻雀夫婦選作生兒育女的暖巢,破敗至此,令人不免心寒。但當我聽到蒲玉水介紹說,蒲松齡墓穴中出土的印章、燈臺、酒盅等什物,還都保存完好時,我不僅感到這個死后不得安寧的靈魂,日后必將還有重修墓園之日。我相信:泯滅的是肉體,而不死的是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