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文章洋洋大觀，無非寫這六個字：曰事，曰人，曰情，曰理，曰景，曰物。這六方面的內容融匯激蕩，經妙筆生花，即能寫盡這大千世界，抒發那萬種情懷。至于那妙筆生花的手段，則又是文無定法，變化萬千，巧拙之分，全看運用。

但在許多同學的心里，往往總在期望著能學到具體的寫作方法，到寫作時拿來一用就靈，把好文章像套公式那樣“套”出來。顯然，這是不可能的。不錯，寫文章是有一些基本的規律和方法，但之所以要加上“基本”二字，就是因為它們只能對寫作起一個原則上的指導作用。在由某一個人來寫某一篇文章的時候，規律怎樣發揮作用，方法怎樣具體落實，第一要取決于你所寫的內容，第二要取決于你所作的思考。你的寫作方法，只能從你的主觀思考與客觀內容的矛盾運動中孕育出來，或好或壞，或巧或拙，都決定于你的寫作實踐，旁人是沒法代你設計好的。

在1998年“增華閣”作文大賽中，初中組有一道賽題“誰是最可愛的人”。同學們一見這個賽題，當然馬上就會想到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那可是眾所周知的名篇。于是許多人就開始模仿，從文章的結構到風格，甚至連語言的許多句式都一一仿照。但問題在于，你寫的內容不可能與他一樣呀！你總不能也去寫那些志愿軍戰士吧！既然你寫的內容與他不同，而且你又不是魏巍，你怎么能在表現形式上完全照搬他那一套呢？舉例說，有位同學贊頌的是他所了解的一些石油工人在一次事故中的表現，他甚至直接搬用了魏巍文中那八個形容詞：“純潔、高尚、堅韌、剛強、淳樸、謙遜、美麗、寬廣”，但從他文章的具體內容來看，有些形容詞卻找不到落實的地方。更重要的是，這次事故本來就是一次責任事故，是由于一位工人的“操作不小心，爐蓋未蓋牢”，其結果是給國家造成了嚴重損失。在這種情況下，文章的內容和方法之間就顯得很不協調了。本來作者的基本功還不錯，如果通過自己的獨立思考來寫，也許本可以寫出一篇較好的文章，現在把魏巍的方法當教條來死搬硬套，反而使自己不能很好地發揮了。

汪曾祺先生在談學習寫作時說過這樣一段話：“如果在課堂上講魯迅先生所譏笑的‘小說作法’之類，講如何作人物肖像，如何描寫環境，如何結構，結構有幾種——攢珠式的、桔瓣式的……那是要誤人子弟的。教創作主要是讓學生自由‘寫’。沈從文先生把他的課叫做‘習作’、‘實習’，很能說明問題。如果要講，那‘講’要在‘寫’之后。就學生的作業，講他的得失。教授先講一套，讓學生照貓畫虎，那是行不通的。”

當然，在閱讀教學中，我們總還是要欣賞、分析別人的作品，并總結他具體的寫作方法，比如“攢珠式”、“桔瓣式”之類。對他人的寫作方法，我們能理解，能加深印象，寫作時能用來參考借鑒，這是好事。關鍵在于，一切還是要取決于自己的獨立思考：你用與不用，要根據自己的寫作內容來確定；即使用，也要在實踐中靈活操作，力求寫出自己的特色，甚至有所創新。

總而言之，產生好方法的要素是兩個，一是適合的內容，二是結合內容的巧思。

現在我們即以“托物寄意”這種寫作方法來說，看看它是怎樣結合具體的內容，落實于巧妙的構思的。所謂“托物寄意”，就是通過某種具體的事物，通過它的某種明顯的特征，來表達作者的某種立意，傳達作者的某種情意，營造作品的某種意境，來追求作者所期望的某種效果。

鑒于詩文一理，我想還是用比較短小的詩歌來舉例說明吧。請看明代于謙的詠物詩《石灰吟》：“千錘萬擊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這首詩，正如它的題目所標明的那樣，句句都是寫的石灰：第一句寫石灰出自山中的石灰石礦，第二句寫石灰石在窯中煅燒至900度以上即燒成生石灰，第三句寫生石灰遇水發生化學反應變成熟石灰，第四句寫它廣泛運用于建筑工程的特色。可見，石灰的特點除了它的“不怕打擊”、“不怕焚燒”、“不怕粉身碎骨”之外，最后就是它的“清白”。所有這些特點，在詩中的意義都可以“雙關”，既可以“詠物”，又可以“寫人”，所以于謙就巧妙地“托”此“物”而“言”其“志”了。于謙寫《石灰吟》時才17歲，后來他成為明代著名的忠臣，為保衛北京立下不朽的功勛，最后被誣陷而死，而這首詩也就成為他崇高人格的寫照，萬古流芳。

于謙還寫過一首《詠煤炭》，藝術性就不如《石灰吟》，最后只以“但愿蒼生俱飽暖，不辭辛苦出山林”來直接表白自己的心愿，立意和寫法都比較一般，關鍵就在于他的構思與煤炭結合得不夠圓滿自然。我看了他的《詠煤炭》，不禁想起現代詩人艾青的《煤的對話》：“你住在哪里？/我住在萬年的深山里，/我住在萬年的巖石里；/你的年紀？/我的年紀比山的更大，/比巖石的更大；/你從什么時候沉默的？/從恐龍統治了森林的年代，/從地殼第一次震動的年代；/你已死在過深的怨憤里了么？/死？不，不，我還活著——/請給我以火，給我以火！/”這首詩寫于抗戰初期，看起來是寫煤的形成和它所蘊涵的巨大能量，實際上表現了作者對人民內在力量的信心。這個意境，當然就比于謙的高明得多了。

“托物寄意”的巧妙，正如寫文章的基本道理一樣，首要在立意的新奇。如果大家所托之物、所寄之意都是一個樣，說了青松一定是戰士堅強，說了花兒一定是姑娘漂亮，那最后豈不是味同嚼蠟？還有什么情趣可言呢！講到這里，我再說一個聞一多的例子。這位非常講究藝術美的詩人，曾經寫過一首關于一溝“死水”的詩，其立意和修辭，就可以稱得上“出奇制勝”。全詩如下：“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清風吹不起半點漪淪。/不如多扔些破銅爛鐵，/爽性潑你的剩菜殘羹。/也許銅的要綠成翡翠，/鐵罐上銹出幾瓣桃花；/再讓油膩織一層羅綺，/霉菌給它蒸出些云霞。/讓死水酵成一溝綠酒，/漂滿了珍珠似的白沫；/小珠們笑聲變成大珠，/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那么一溝絕望的死水，/也就夸得上幾分鮮明。/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又算死水叫出了歌聲。/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這里斷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讓給丑惡來開墾，/看它造出個什么世界。”這首詩寫于上世紀20年代，寫的是憤怒和詛咒，矛頭直指當時社會的黑暗，其手法則完全是一種創新。誰也不曾想到，詩人居然會借一溝死水來“審丑”，而實際上是從反面寄托了他對“美”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