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孟子（約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名軻，戰國中期鄒國（今山東鄒縣）人。

他早年受業于孔子的孫子子思的門人，其學說與子思的關系非常密切。孟子也和孔子一樣為了實現政治理想，曾游說于各國諸侯之間，但終因當時正是各國諸侯爭霸、兼并戰爭頻繁、天下處于合縱連橫之際，孟子所推行的仁政主張，被認為不合時宜，不被重視。孟子晚年和門徒從事著述，曾序《詩》《書》，發揮孔子的學術思想。

《孟子》是一部由孟子及其弟子萬章、公孫丑等所共同完成的，記述孟子與諸弟子的“疑難答問”和孟子自己的“法度之言”的著作。它仿照《論語》的問答體例編纂而成，共七篇，于每篇首句中取一個重要的字眼命名。作為儒家學說的重要經典，《孟子》對后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但在戰國中后期，直至漢朝時，《孟子》則被視為“傳記”，漢文帝設立了《孟子》之學的博士官。唐朝以后，孟子更是受到大力推崇，南宋時朱熹從《禮記》中抽出《大學》《中庸》兩篇，加上《論語》和《孟子》，合稱為四書，并在明清時期被規定為科舉考試的指定書目。在元文宗時，孟子被封為“亞圣”，地位僅次于“至圣”孔子。

內容梗概《孟子》思想的核心是“民貴君輕”論。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他的政治思想，大都是圍繞“民為貴”這個原則提出的。他認為，離開人民，君是無所謂的；君如果輕視人民，人民可以反對君。“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不僅如此，他還認為，國君如果失去了為君之道，就不配稱之為君；他如果殘害人民，人民可以將其誅之。

在貴民思想的基礎上，孟子將孔子的仁學發展為“仁政”之說。孟子認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如果能做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這就是仁政。至于如何實行仁政，孟子認為必須從國君及其公卿、士大夫做起，否則，仁政是實現不了的。

他說：“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于眾也。”他告誡統治者，能否得到或保有天下，關鍵在于是否得到人民的擁護。“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他勸告國君應該實行“保民”、“省刑罰”、“薄稅斂”措施，同時譴責“虐民”、“殘民”和“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的現象。他還非常重視人民的生存和發展問題，主張改革土地制度，實行井田制，把“制民之產”作為推行仁政的根本途徑，主張給人民以足夠維護其生活的“恒產”。只有讓人民有了“恒產”，人民才會安居樂業，國家才能穩定繁榮，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孟子仁政說的哲學基礎是“性善論”和“良知論”。他認為，人性是與生俱來的，人生來就具有“善端”，也就有為善的傾向。這些“善端”是天賦的，為心中固有的，因此，又叫“良知”。他說：“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每個人本性中都具備封建道德基本觀念：“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四端與生俱來，人人都是相同的。有的未能成為善人，不是人性本質有什么差別，而是由于不去培養擴充這些善端，以致逐漸失去本性。只要能保持、發展身上的這種善的本性，人就能成為善人，以致“人皆可以為堯舜”。

孟子還提出了一些可貴的文藝見解，其中最重要的是“知人論世”和“以意逆志”。他說：“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孟子·萬章下》）就是說，閱讀前人作品要了解作者的為人，而要了解作者的為人就必須了解其生活時代。他強調：“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孟子·萬章上》）也就是說，閱讀者不要由于作者的藝術手段而片面地去體會作者的思想感情。這些見解被后人當作理解文學作品的重要原則，在文學批評史上產生了深遠影響。

藝術特點《孟子》的文章由《論語》的語錄體發展而來，但多數章節已形成篇幅較長的對話。其說理之暢達，章法之巧妙，都大大超過了《論語》，加上其充沛的氣勢與生動的文采，形成了濃郁的藝術感染力。在先秦諸子散文中，《孟子》的藝術成就僅次于《莊子》，而為后人所稱道。

1.《孟子》的文章體現出高超的辯論藝術。孟子善于運用邏輯推理和巧妙的比喻闡述自己的觀點，在與人辯論中，他詞鋒犀利，銳氣逼人，富有雄辯性的鼓動力。例如，《孟子·梁惠王上》記錄孟子與梁惠王的談話，他首先從梁惠王看見將要宰殺的牛發抖而表現出有惻隱之心這件小事入手，啟發梁惠王要發揚仁心，使百姓受益，進一步勸說梁惠王不要憑借武力稱霸，而要施行仁政。在這次談話中，孟子巧妙地運用比喻，一步步地從小到大推論事理，語言生動，文詞暢達，邏輯性強，富有說服力。在辯論中，不管對方是國君還是平民，他都能不卑不亢，有理有據，從容陳述。尤其善于抓住對方心理、抓住對方破綻展開長篇大論，大有戰國縱橫家的氣概。

2.《孟子》散文具有感情充沛、氣勢強勁的藝術特色，充分體現了作者的鮮明個性。孟子志向遠大，具有強烈的救世責任感，他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這種遠大的抱負、宏偉的理想使他的作品充滿了奔放的激情和豪邁的氣概。孟子愛憎鮮明，倔強直率，對自己憎惡的人物與現象總是予以辛辣諷刺，猛烈抨擊，毫不留情，因此文章顯得理直氣壯，義正詞嚴。他對自己的理想、信念堅信不移，每當述及理想的時候總是慷慨激昂，深情無限。例如“魚我所欲也”、“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兩章以及向齊宣王宣揚仁政的威力等處，或悲壯，或莊嚴，或熱情洋溢，都具有強烈的抒情性。

3.《孟子》的文章又以善用譬喻見長。孟子喜歡在說理文章中結構故事、使用寓言、恰當比喻，以闡述深奧的理論問題。這些譬喻大都從現實生活中取材，平易通俗而又發人深省。比如，他把百姓盼望仁政比作“大旱之望云霓”，把道義與生命的關系比作魚和熊掌等，都淺顯易懂，形象生動。書中所用寓言大都不長，其中很少刻意渲染，但又寓意鮮明，涉筆成趣。如“日攘鄰人之雞”、“弈秋”等，都頗為生動傳神。

與《論語》的語言相比，《孟子》的語言顯得詞句更加明快，感情更為強烈，個性極其鮮明。作品語匯豐富，富于表現力，往往情態逼真，宛然如見。文中大量運用語氣詞和排比、感嘆、反問等句式，既保留了口語的特點，又帶有強烈的感情和氣勢。這種語言風格是形成其藝術感染力的一個重要原因。

學習提示

對于孟子的“仁政”思想，我們應該從兩個方面來看。從積極的方面來講，孟子認識到人民的重要性，他把君與民加以對比，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是難能可貴的。但是，他把所有的人分成“勞心者”與“勞力者”兩個等級，把統治者看作“勞心者”，把勞動人民當作“勞力者”，認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是“天下之通義”，這就是為統治階級壓迫剝削勞動人民制造了理論上的根據。這和他的“民貴君輕”的思想顯然是相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