㈢追思時尚
20世紀是一個任由新事物生長得旺盛蓬勃的時代。如同土地上有一種特別的催生劑，那些新鮮的、令以往的人們想象不到的一切，在20世紀的原野上迅速地誕生、成熟，收獲了一茬又一茬。
曾經，我們總是對未來充滿信心，并且滿有把握，但現在好像不一樣了。歲月似乎已經步出普通人的想象之外了，未來成了那些具有高度預見能力的專家們才能解讀的領域。
20世紀70年代，美國的未來學家托夫勒寫了一本轟動全球的書，名為《第三次浪潮》。他認為：人類在以往的歷史上曾經經歷過兩次文明的浪潮，第一次浪潮是農業革命，第二次浪潮是工業革命。而今，人類正在經歷第三次浪潮的沖擊，這就是由工業化社會向信息化社會的過渡。
第三次浪潮曾是20世紀80年代正在大學里讀書的年輕人最感興趣、最能激起他們心潮起伏的話題。那時，中國改革開放的大門突然掀開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大，新鮮的一切撲面而來，嶄新的氣息令人心曠神怡。這些年輕人相信屬于自己的時代是以往所有的前輩都沒有經歷過的。
的確，這是一個令祖先們驚訝的年代。但是，想不到的是，當20世紀90年代到來時，被驚訝的人，輪到80年代的那一批年輕人了。
家庭電腦網絡、信息市場、遺傳工程、辦公室自動化以及圍繞在我們身邊的VCD、MTV、股票熱、健身熱、家庭轎車熱、電視直銷熱……
有人說：現在街面書攤上的一本雜志所包容的信息量，是中世紀整個歐洲所有出版物一年所提供的信息量的總和。
人們真正地知道了第三次浪潮意味著什么。因為信息社會不再是未來學家們的紙上談兵。它真正地到來了，像空氣一樣充滿我們生活的周圍。
80年代，極有聲望的搖滾樂手崔健——他曾經是青年人心中一個時代的象征，在舞臺上用低沉、迷惘、咆哮的語調吼叫過：“不是我不明白，是世界變化太快。”
不是我不明白，是世界變化太快！這句話被我們廣泛地引用，大家在生活的舞臺上時不時地重復崔健似的低嘯。但是，十年過去后，世界演變的速度已經不等我們用歌聲來渲泄它，就又加足了馬力，更加飛快地向前轉動了。
一位名叫丹尼爾•貝爾的未來學家曾總結出信息社會的五大特點；澳大利亞的巴里•瓊斯則認為人類正在步入的信息社會是一個非連續性的時代——這是人類經濟史上沒有先例的時代；羅馬俱樂部的未來學家波特則把高新技術工業當作是人類在全球范圍內的一場大賭注信息化社會在未來學家們的表述中是理論化、系統化、具備深刻內涵的，這一點確定無疑。但我們在信息社會的大門里所遭遇到的一切，卻遠非那樣條理化、清晰化——在我們每天從家里到學校，途經立交橋、走過眼花繚亂的商場、巨幅廣告牌以及歌星演唱會的海報時，我們所感受到的現實生活，是紛繁的、瑣細的。
就像一條河，我們一眼所能看見的，不是它的深度，而是浮在它表面上的那一切：波浪、漩渦、水沫以及浮渣。
同樣，生活就是一條河，一個海洋，浮在今天我們這條河流上的東西，是我們隨眼一望便能看到的那一切：電腦、游戲機、廣告、商品大拍賣、高檔時裝、流行小報……
這些擁擠在我們身邊、新鮮而又頻繁更迭、引領著潮流令許多人爭相效仿的一切，我們稱之為時尚。
時尚是時髦的同義語。所不同的是，時尚的東西更具備左右社會大眾整體的能力。
追思時尚，其實就是要清理一下我們的生活：哪些時髦的東西是使我們一不小心便隨波逐流，跟著感覺走了去的，而不是經過自己的心靈選擇的。
也就是說：堅守人文主義，至少我們應該探討一下我們周圍的一切，哪些是非人文主義的。
青春的漂泊——對于時尚的追思之一
陌生的不是狂熱
誰也沒有想到：90年代的最初幾年，以如此飛快的速度誕生了一個讓人感到陌生的群體——追星族。
以“族”命名當今中國各種各樣的人群，已經是一種時尚，譬如“工薪族”、“上班族”、“打工族”等等。但“追星族”畢竟不一樣，它們是最年輕的一族。
最年輕的這一族，以虔誠追逐為特征。這種氣息彌漫在各個學校里那些剛剛懂得憧憬的孩子們臉上。他們用最心愛的筆記本——很多年以前這些筆記本是被上一代的哥哥姐姐們用來記敘最神圣的心靈獨白的——一字不差地抄載歌星們的血型、出生年月、籍貫、個人經歷以及歌星們“最喜歡的一句話”、歌星們“最喜歡的一個人”等等之類。他們拿出比背誦考題更認真的勁頭來記誦這些內容；在課余時間爭相交流信息，密切注視、追蹤歌星們的最新動態，狂熱地搜集歌星的一舉一動，把零花錢或早點錢攢積起來購買昂貴的歌星影集。歌星們若隱若現的私人生活更是孩子們陶醉的話題，歌星在銀屏上的一顰一笑乃至蛛絲馬跡都能引起他們狂熱的遐想；常常圍繞歌星的一個什么問題，他們會認真地探討、爭論，直至得出結論。
報上說：當香港歌星劉德華來北京演出時，一個女孩子為了買到進入工人體育場的高價門票，毅然去醫院賣了血……
這是一件在大眾中引起震驚的事。大人們直到這時，才猛然發現孩子們走得太遠了。孩子們在付出代價，血的代價。
是什么使孩子們的心如此躁動？檢討起來，正在做著父母的這一代人也曾經狂熱過——當年有過“學雷鋒熱”、“上山下鄉熱”、“自學成才熱”……事實上，哪一代的青春沒有狂熱過呢？青春是屬于激情的，屬于澎湃的熱血，屬于狂蕩的沖撞，屬于憧憬、遐想與浪漫的夢。誰忍心遣責青春犯下的過錯呢？青春擁有特權。青春的特權是冒險，是沖動，是大無畏，是尋找一個神圣的對象以拋灑方剛熱血。
青春需要狂熱，青春還需要偶像。20世紀初的青年人，心中的偶像是魯迅、李大釗、陳獨秀……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的年輕人，心中的偶像是劉胡蘭、董存瑞、保爾•柯察金、吳運鐸、卓婭與舒拉……到了80年代初，青年心中的偶像是陳景潤、張海迪、中國女排的姑娘們……偶像，是一種風范，是一根標桿，是一個目標，是青春堅韌的內力與噴薄的源泉……
一代又一代的青春走過不同的青春偶像，這一切并不令人陌生。那么，今天的孩子讓人陌生的到底在哪里？
歌星們在舞臺上瀟灑地來回，迷離的燈光落進眼里讓他們的目光更顯多情動人；他們的裝束總是領導著潮流；他們容顏亮麗，歌聲輕柔……僅僅因為這一切，便足以讓孩子們將自己的心騰挪出這樣大的空間，專門由他們來占領嗎？這些年輕的心，應當是多么純潔、多么沸騰、多么開闊啊！他們應當容納的是崇高的信念、美好的理想以及深刻的人生準則啊——老一輩肯定在這樣慨嘆。
讓人陌生的就在這里：今天的孩子心中的偶像竟然那樣輕——不具備生命的質量與重量；與這一個世紀里所有年代的青春偶像相比，他們都更沒有內涵，更加表面化，更加不堪一擊。
理解一個詞：包裝
一個美麗而柔弱的女孩兒，夢想著天王歌星能在千萬個追星的少男少女中發現她，因此想出一個聰明的辦法來表白心跡：她用小刀劃破手指，讓鮮血在一條漂亮的小手絹上滴出一顆一顆的“心”來。小女孩兒潔白的纖細的手指在手絹上顫動。當這張印著幾十顆心的手絹寄出去的時候，那根劃破的手指感染了。歌星依舊沒有音信，像以往那樣遙不可及，女孩兒卻危在旦夕。她死了。
故事還沒完。
女孩兒的父親是一個十分擅長組織歌星來大陸演出并因此賺了大把鈔票的人。當他傷心地為女兒流完淚，并花費昂貴的代價為女兒操辦完葬禮后，一轉身，他又立即忙著舉辦歌星演唱會去了。
這是一個不覺悟的大人。
著名作家梁曉聲在寫這個故事時，心里一定充滿了傷痛與悲憤。傷痛的是為孩子，悲憤的是為大人。
——追星僅僅是孩子的事情嗎？
不是！深深關注著孩子命運的作家梁曉聲在小說中設計的父親這個角色，至少可以說明他想揭示一種關連：孩子的殉難與造成這種殉難的幕后操縱者。
女孩兒的死與父親不無關連！是父親親自參與了制造“偶像”的過程。
事情到底是怎樣一回事呢？
現代社會的一切，的確來得讓人眼花繚亂。我們對很多事情還來不及思考，就只能囫圇吞棗了。瞧，我們的生活中又擠進了一樣東西，它叫“大眾文化”。
這是一個有些費解的詞兒。但簡單地說，當制造文化產品的直接目的演變為賺錢時，大眾文化也就產生了。即是說：當文化成為一種商品，能夠使制作者享受到利潤時，這些文化就成為了大眾文化。大眾文化不是指大眾的文化，而是指為大眾生產的作為消費品的文化。
或者這樣解釋：文化——這種曾經高高地踞于人類文化精神殿堂的東西，現在成為了跟商場里標價出賣的東西一樣的消費品。它失去了以往的高雅，卻具備了通俗性、普及性、大眾性。
這是我們正在面對的市場經濟的一個必然產物。在我們比以往有更多的機會享受到文化產品時——比如電視連續劇、通俗歌曲、卡通制品、營利性的體育比賽等等，我們也不可避免地必須面對文化跌落為商品這一事實。這一件事既有好處又有壞處。好處在于：它讓所有的人都有了享受文化產品的平等機會，而不像以往，文化只是由一些特殊的人來參與生產的；壞處在于：由于文化商品在消費過程之中必須實現賺錢的目的，所以，它非常容易跌落低級的、庸俗的境地中去。
歌唱是一種美好的藝術。在語言的傾訴到達不了的心靈深處，旋律卻能深入進去，它能掀開人緘默的心扉，讓那些久積的悲哀與歡樂像流水一樣叮咚地淌出來。
但現在不一樣了。我們所看到的許多舞臺上的表演者，他們并不詠嘆自己的內心，不表達任何從心靈里涌出的情感。他們只負責表演簽約公司規定給他們的那些內容。當然，這些內容是公司事先設計好的，也是肯定可以贏得觀眾歡迎的；同時，從表演風格到一低頭一回眸一淺笑以及每一句臺詞，他們都只負責傳達事先規定的一切。
這樣說，“包裝”這個詞的含義好像也就很容易理解了。事實上，當大家在報紙的娛樂版、電臺的音樂節目里聽到眾口一辭談“包裝”時，這個詞并不含貶意，相反，它似乎很有魅力，很誘人。
我們并不否定“包裝”。但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必須弄清楚一個事物的實質——就如同看見泥土，我們知道它屬于無機物；看見泥土中正在嬉戲的小動物，知道它歸屬于有機物一樣——包裝，屬于制作文化商品的一種手段。
歌星因此在制作商那里是被作為文化商品之一種對待的。竭力包裝一個歌星，就是為了成功地向社會推銷一個歌星，以獲取轟動的市場價值，事情的實質就在于此。因此，當一個人被包裝商看中，說明他具備某種潛在的市場價值；而當包裝商成功地把一個人包裝成青春逼人的偶像時，這個包裝商的原意并非向青年推薦一種意義、一種價值、一種精神，他的本意只在于獲取市場的成功。當然，被包裝者或許有或許并沒有偶像的高貴，他們的演唱可以毫不觸及自己的感情與靈魂，也可以不去深究所表演的那一切與自己的精神世界到底有多大關系。
偶像淪為一個空殼，一個被抽去了個性與內涵的空洞之物。
人文精神由此遠遁。
人文的藝術應當是怎樣的藝術呢？“藝術使人有生命！如同鷲鳥取食般緊抓住人生，將人生攜往天空，一同升上清澈廣大的天空。”羅曼•羅蘭這樣說過。只有讓心靈參與進去的歌聲，才能進入我們的精神靈府里。
不知道追星的孩子們是否注意到報上有一些類似的話：“……商業文化最大的特點就是新奇、易變，在流傳中變成時尚，從而引起消費者特別是青年的興趣。”“時尚對于青少年的誘導有時是積極的，有時卻是消極的，它完全可能讓孩子們變得頹廢，讓他們無謂地消磨掉青春，而不留下任何有益的積累……”這些提醒，值得我們在哼著流行歌曲時想一想。
 
 讓我們的心保持高潔
70年代，一些無病呻吟、空洞貧乏的流行歌曲在臺灣泛濫成災時，一個潮流涌動了：唱自己的歌！寫自己的歌！譜寫大自然和純真思想的歌曲流傳開來。
這就是“臺灣校園歌曲”流行風。
80年初，臺灣校園歌曲傳唱進大陸，正在校園里的一代青年人深深地沉浸在“那是外婆拄著杖，將我手輕輕挽”的澎湖灣里，沉浸在“牧歸的老牛是我同伴”的鄉間小路上，沉浸在“新鞋子，舊鞋子”的稚真的童謠里。當然那時的大學生們尚不清楚，這些優美的歌曲是針對一種時尚進行反動而生產出來的。
90年代，大陸也浸泡進流行歌曲的低靡之中，時間一久，大家終于膩味了，于是大陸也有了自己的校園民謠。“睡在我上鋪的兄弟”、“同桌的你”……我們一時間唱得很投入，卻忘了問：這些校園民謠是否也跟當年的臺灣校園歌曲一樣，有一些逆潮流而動的意思？
答案或許是肯定的，或許是否定的。因為很快，校園民謠也被包裝了。
看來，我們面前的商品市場大得很，已經是一個天羅地網了，它能夠席卷我們發自內心的每一句獨白。
但我們還是可以保持我們心靈的高傲與靈魂的高貴。至少我們應該學會辨別臺上的演唱者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還是一個空心的人；同時，我們也應該學會辨別臺下的自己是否失落了自我，失落了主體人格。
文學家這樣描述過偉大的托爾斯泰：“他是告白內心世界的藝術大師，是泄露低聲傾訴的夢想及靈魂深處的告白大師。他一心一意只說自己的話，所以，他發現了真正的自我……”
這是人類最珍貴的藝術家，是越過了漫漫史程與歷史硝煙依舊讓我們仰之彌高、懷念依然的人。他的創作永遠地充實著我們的心。
只要我們肯抬起腳，走到山的高處，便能一眼看出天地的深刻：喧嘩、噪音、渾濁都沉進底部；浮在我們身邊的，是清亮、遼遠、開闊，它們無邊無際，橫無際涯，任誰擋也擋不住。
生命不敗——對于時尚的追思之二
游戲機在布道
我們好像很難對身邊的事情建立起一種審視的目光與批判的精神。我們習慣于參與。參與能夠給予我們快樂。正如跳舞，看舞的人當然不如跳舞的人淋漓盡致，足以充分地體會到自身的價值。但審視與批判可以帶來另一種價值。
舉個例子——讓我們審視一下我們面前這臺正在呼隆作響的游戲機。它為我們的生活帶來了什么？帶來了歡樂，帶來了精神亢奮，帶來了一種測驗標準：我們每個人的智力與反應力到底有多高到底有多靈敏？這是通常的觀察角度，不是批判。
審視需要距離，批判則需要一種心靈尺度與精神厚度。所以，拉開一段距離，讓我們看看，這臺正在戰斗著的機器，教給了我們一些什么？
它教給我們對著敵手搶先開槍；教我們占領有利位置以搶占上風；教我們不惜一切代價以成為戰敗者累累遺體上的最后狂歡者——最后，它教給我們一個邏輯：做強人的邏輯。
游戲機教給我們許多游戲規則。但最終有一個規則是不變的：鼓動你成為最后的強人。
這樣審視游戲機算不算一個獨特的角度？別人沒有到達的角度，你到達了，這就是一種價值；而且，你沒有僭越合理思考的范圍，這就是你的審視與批判，是你所體現的獨特的思想價值。
有人說：如果20世紀以前青少年的布道者是牧師與教師，那么，近20年來，充當布道者的就是游戲機。
游戲機的布道對象看來不僅是背書包、戴近視鏡的孩子們。它傳播邏輯的范圍比我們想象的要遠得多。大人們不也是在遵遁游戲機的游戲規則嗎？看看拳擊臺上，泰森因為打敗了所有對手便纏上了“金腰帶”，纏上了萬貫家財，纏上了斐聲全球的聲名。如果不是他最后理智喪盡痛咬了霍利菲爾德的耳朵，我們大概到現在為止也不會嘲笑他，不會意識到我們將他作為一個英雄有何不妥——因為不論他小時是否愛打群架，成為拳王后是否強奸過婦女，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臺上擊敗了所有對手，他是最后的拳王。
大人們的邏輯看來也出了點問題，不然何以全球的新聞媒體都曾聚焦于他，濃墨重彩地涂染出一個令人注目的英雄形象？問題的關鍵就在這里：我們將最后的贏家理解為英雄，英雄便等同于最后的強人。
看來，游戲機的游戲規則是由游戲機之外的大社會輸入的。
——用這樣的角度再看游戲機，是否又是一個頗有意思的審視與批判角度？
 
項羽最后說了什么？
在中國歷史上，項羽大概是最悲壯的一個英雄——哪一個英雄曾在離江山社稷最后的主宰權如此之近的時候與它擦肩而過呢？唯有他，項羽！江山在唾手可得時卻與他失之交臂！這番悲切直到今天仍讓我們在千年之后為他擊節，扼腕，嘆息！一想起項羽，仿佛就能看見一條莽莽長河的盡頭，一輪落日無邊無際地垂落下去，任巨人之手如何揮動，也難以挽留——那么一幅蕭蕭壯烈的圖畫。
項羽因此成了后世所有希望成為強人者警戒自己的一個悲劇英雄。尤其是鴻門一宴，項羽放走劉邦那一段，更是令人痛心疾首，它教導人們不可“沽名釣譽”、心慈手軟，以防鑄成千古大錯。而項羽略略顯得有些童真的率直之氣，也成為千百年來欲為王者的大忌。
歷史似乎總是只顧著欣賞最后的成功者，而不肯為中途折戟沉沙的英雄多費一點筆墨，這就是所謂的“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為悲壯者落淚憑吊的，最后只剩下了那些在臺上翩躚起舞的多情歌者，或是舞文弄墨的丹青高手。但可惜的是，他們都不是正統的歷史記錄者。
成者為王，敗者為寇，這個邏輯強久不衰。直到今天，它仍然出現在我們看待一切勝負決戰的目光里。足球甲A賽如果哪一支球隊表現極佳，令全場顛狂，但最終與冠軍無望，我們肯定就會用“只開花不結果”這樣的話來奚落他們；如果武宮正樹極漂亮極有長虹貫日之勢的宇宙流布陣最終以半目之差負于對手，我們肯定也會懷著極其沉痛的心情，對這位長期以來堅持自己信仰的圍棋高手作一番檢討——宇宙流雖具有浪漫主義的理想之光，但終于敗了呵！
楚河漢界，勝敗乾坤。所以，希特勒屠殺了那么多的人，但至今西方依然有年輕人崇拜他；曹操作為亂世英雄，既是一個大詩人又是一個不無膽略的政治家，但有人會拋除這一切，獨獨去玩味他那句充滿強盜邏輯的名言：“寧肯我負天下人，不愿天下人負我。”——雖然僅憑這一個把柄，一個英雄就已跌落為一個梟雄，下降了整整一個等級。
長河落日，英雄末途，楚霸王項羽在獵獵風中勒住那匹駿馬，面對瑟瑟大江蕭蕭落木，最后想說些什么呢？
 
孔子為什么不稱霸？
千古以下，看重失敗的英雄者，太史公司馬遷大概是第一人。他秉直寫史，推演公正的歷史邏輯，懷著崇敬之心去追寫那些超邁的俠義之士——他重過程，不重結果；重正義、道義、信義，不重“勝者王，敗者寇”的強人邏輯。
司馬遷是第一位為項羽說公道話的人。他推崇這位勇武正直最終卻戰敗疆場的江東義士，竟然一反常規，把這位失敗的英雄寫進了“本紀”里！——本紀，這是專為皇帝與君主寫的傳記啊！太史公把項羽當作一位君王看待。自然，這既需要勇氣，更需要一種獨特的眼光！而寫到以市井無賴起家、不無刁蠻之氣但最終成就了王業的漢高祖劉邦時，太史公的筆調里竟敢流露批判之意。這樣寫歷史當然會得罪當權者。但即使是經略韜天的漢武帝，也沒能折服司馬遷。太史公曾自白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作這種宣言的史官在中國歷史上并不多見，因為他所遵循的歷史法則不從現世的邏輯中來，而從天人、古今以及慷慨獨立的自我中來。
司馬遷是一個不守現成的游戲規則的人。他留給后人的隱語就是——贏家不一定是英雄。歷史當然永遠地記住了他，并用他來教育我們后來的人。
還有一個不循強人邏輯的人，他是遠司馬遷400年以上的孔子——我們熟悉他，遠甚于熟悉那些在3000年以前的中國歷史舞臺上叱咤風云、做了國君的春秋霸主們。但孔子不是霸主，孔子是平民。
孔子的一生，似乎落寞寂寥，終身不外教書、教育弟子，以及趕著一輛牛車，走很遠很遠的路——從我們現在的山東一直走到山西、河南、河北——一路巔簸著風塵仆仆缺衣少食窮愁潦倒，去各個國家作民間訪問，花費很大的力氣才能謁見國君。一旦見到這些雄心勃勃的君王，便要力勸他們采用王道策略，拋棄霸道策略——所謂王道者，即以道德感召天下，不戰而為王；所謂霸道者，即以武力君臨天下，在生靈涂炭中走向王位。盡管孔子是一位曠世辯才，但他的理論往往只能得到很小的共鳴。當國君們退到寢宮里去仔細思量時，他們往往會決定不予采納。孔子于是只得奔赴下一個目的地，餐風露宿不知疲倦地尋找他理想中的君主。
但所有的春秋國君都讓孔子失望了。
后來研究歷史的人不再圍繞這些話題作文章。他們提出了一個新鮮有趣的問題：孔子如果真有政治圖謀，為什么不揭竿而起，樹起一面旗幟，也來做一做春秋霸主？要知道，他是完全具備這個條件的啊！他有三千弟子——即使是在今天，三千人也算是一個龐大的人才集團！更何況當時這些堪稱有最高學識才能的人，都是各個國家的棟梁，孔子一振臂，弟子們焉有不八方附集之理？且孔門中還有具備一流外交才華的子貢，這位終生敬重老師的學生寧愿不向天下施展自己的抱負，也要時時刻刻跟隨在老師身后。
但孔子不稱霸。他甘愿在路上不停地行走，孜孜不倦地傳播理想與學識。顯然，他不認為占領天下就是最后的勝利。
時光公正地見證了每一個人在歷史長河中的位置。作為一個圣哲之人，孔子開啟了中華儒家文化的源流。他短暫的肉體人生，綿延成了中華民族的歷史精神。我們生生世世祭奠圣人，而時光卻滌蕩盡了中原大地上春秋霸主們留下的最后一絲驕傲的霸氣。
這大概就是一世稱雄者與圣人的區別：前者把苦難留給別人，后者把苦難撿起來，背在自己身上。
還有一位離我們最近的反強人邏輯的人——魯迅。這位本世紀初的青年導師，給我們講過何為“中國的脊梁”。先生說：那些在賽場上即使掉到最后，依然穩健地向終點跑去的人，以及看臺上那些并不喝倒彩的觀眾，才是——中國的脊梁。
先生極端看重人生堅韌而持久的行進過程。即便一切都敗了，一切都被剝奪了，但意志、勇氣、骨氣還在，這樣的人就是永遠站立著的，永遠沒有被擊倒的。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英雄，是真正意義上的人中豪杰。
人可以一切皆無，無勝敗之心，無強弱之辨，無功利之慮，但不可無柔韌之志與真誠之心，這是人性層面上的真正的英雄氣質。看一看這一個人——衣衫破碎的過客一直在走，從他還能記得的時候起，他就一直在走。路邊的老翁勸他回轉去，因為前邊的路他肯定不能走完，但過客依然要走。他只能走，因為前面有聲音催促他，叫他，使他停不下。當老人帶著孩子走進土屋關上門，天底下孤零零的一個過客，卻毫無畏懼地向無邊無際的夜色中走了去。
你知道魯迅先生的這篇作品嗎？它是《野草》中的《過客》。
我們都是時光的過客。所謂過客者，乃行走于天地之間者。宇宙如此浩瀚悠久，而人生卻是如此短暫、飄忽、虛渺。一介過客，不論成敗都得走在一條人生路上。我們可以去盡情地較量輸贏追究鹿死誰手，但不可丟棄磊落、樂觀、剛毅、永不放任這一些品質，唯有這一切，才是英雄本色，是誰也打不敗的本色。
所以才有了另一種勝負之說：仁者之敗，雖敗猶勝這是另一種邏輯，我們的邏輯。